把科研人员搞到精神崩溃。
（19世纪是生物的世纪（笑））
许多患者原来的治疗方案因此被迫中断。
医生能做的只有重新评估，谁已经到了继续抗肿瘤治疗意义有限，只能尽力维持生活质量的阶段。
杨军那一组有一名晚期胰腺导管腺癌患者。
老人住院已经很久，此前接受过多轮系统治疗，后来病情仍旧继续恶化，到四月份时已经出现广泛腹膜转移。肿瘤本身带来的疼痛已经很重，又逐渐出现恶心、腹胀、进食困难等问题。
放在穿越以前，医院仍然能围绕症状控制不断调整方案。
现在许多选择正在一项一项消失。
芬太尼制剂最先进入管控名单，随后库存彻底耗尽。
这对普通人只是一张药品库存表上减少了一行，对肿瘤科却意味着很多东西。
老人本来就肾功能不全。吗啡等药物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受到更多限制，其他能够选择的强阿片类药物库存同样不宽裕。医生们更换过方案，也进行过会诊，只能在有效镇痛和药物蓄积、意识障碍、呼吸抑制等风险之间小心寻找余地。
后来老人又出现了恶性肠梗阻的表现。
奥曲肽本可以用于减少消化液分泌、减轻腹胀和呕吐，可这种药在全市库存清点里同样属于恢复遥遥无期的一类。
医生最不习惯的一件事，就是明知道该怎么办，却没有东西可用。
十天里，伊文雅几乎每天都能看见那个老人。
他的情况越来越差。
早期还能勉强说几句话，到后来连说话都觉得累。疼痛厉害的时候身体会下意识蜷起来，额头不断冒汗，家属站在床旁边急得掉眼泪，却只能反复问护士。
“还有没有办法？”
护士只能摇头，医生也只能摇头。
医院没有放弃，镇痛方案一遍遍调整，会诊做了一次又一次，能用的支持治疗手段都在尽量使用。可所有人都清楚，病情已经没有逆转的可能。
他们正在做的事情，只剩尽可能让最后这段时间减少一点痛苦。
偏偏连这一点，现在都做得十分艰难。
伊文雅第一次真正意识到，现代医学在天灾面前如此无力。
老人疼得厉害的时候，几乎要把床单抓破。有一次伊文雅过去量血压，他忽然问她。
“小伊啊。”
“嗯？您说。”
“你们那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