爵位拥有者可以乘坐官府车马，且可以具备请见地方官员的资格……
就这么一路往上，差不多便是每隔四级左右，便会多出一个显著提升的特权和福利。
而太宗皇帝输粟捐爵，之所以把民众‘购买’爵位的上限，定在十六级大上造，正是因为十七级驷车庶长开始，爵位将为拥有者带来最顶尖，同时也是最具稀缺性的特殊待遇。
——从十七级驷车庶长开始，爵位拥有者，将不再是单纯的‘拥有爵位’‘单纯拥有显赫的社会地位’，而是可以领取俸禄！
十七级驷车庶长，秩比二千石，可随时出任比二千石级别的职务；
十八级大庶长，秩二千石，同样有资格在二千石级别的位置出缺时，默认成为该空缺职位的候选人。
到了十九级的关内侯，更是可以拥有令华夏民族位置癫狂的：食邑！
关内侯只定爵号和食邑数，并无具体封地，爵号也不取自地名，而是多取寓意美好的褒义词。
而后，根据定的食邑数，以每户每年十石的大致租税收入，由相府国库直接发钱发粮，一如重臣二千石。
彻侯就更不必多说了——直接就是一块实打实的封地，以及封地人口的农税收取权。
甚至于，彻侯本人还能对自己封地的行政，也能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。
明白了这些，其实就不难发现：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在封建时代其实是行不通的。
——至少在当今汉室行不通。
因为在这个时代、在当今汉室，社会阶级的划分，并非后世人更习惯的士农工商，亦或是权贵、中产、无产；
而是更为直接且具体的：通过爵位来构建社会地位鄙视链。
二十级彻侯再怎么不堪，哪怕只有一百户食邑，见了十九级关内侯，哪怕对方食邑五百户，也照样能拿乔、摆架子，让对方先行礼拜见自己。
十六级大上造再怎么无能，即便是赋闲在家、坐吃山空，见了十五级少上造，哪怕对方身上有官职，也照样能以‘前辈’‘更尊贵者’自居。
这是个阶级分明——或者说是爵位分明的时代。
而商人的社会地位，又源自其‘商人’的卑贱出身；
所以，商人要想解决自己被社会系统性鄙视、被主流价值系统性贬低的问题，要想从根源上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，最直接的方法，其实就是拥有爵位。
商人之所以‘贱’，是因为他们没有爵位，连一级公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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