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色漆黑。南乔的行囊比以往任何一次都鼓囊，除了衣物，苏予锦还塞进去一大包她连夜赶制的肉酱和耐放的饼子。母亲似乎感应到什么，在药物作用下昏睡的脸上眉头紧蹙。南乔跪在床前，额头轻轻抵着母亲枯瘦的手背，停留了好一会儿，然后猛地起身，不敢再看。在门口，苏予锦把最后一个装满常用药的塑料袋塞进他背包侧袋。“自己当心。”她终于抬眼看他，眼神复杂，有担忧，有沉重，也有一丝被漫长孤寂前景笼罩的茫然。南乔想抱抱她，最终只是用力捏了捏她冰凉的手，转身没入门外凛冽的黑暗中。
项目所在地的艰苦，超出了南乔的预想。那是在一片连绵秃山的腹地，远离人烟。工棚搭建在半山腰的避风处，冬季的寒风依旧像刀子一样，能穿透板房的缝隙。饮用水是卡车从几十公里外拉来的，限量供应。手机信号时有时无，想打个电话，得爬到附近最高的那个山头，还不一定能接通。交通更是隔绝，除了运送物资的定期车辆，几乎与世隔绝。
但南乔没有时间抱怨或退缩。作为带队的工长，他不仅要完成自己那份繁重的体力活——在冻土上开挖基础、搬运沉重的建材，还要协调其他几个工人，处理各种突发问题，应对恶劣天气对工期的影响。他把自己逼成了最严苛的人，对工程进度和质量的要求近乎偏执，因为他知道，这不仅关乎责任，更关乎他能否拿到那笔至关重要的项目奖金。
他成了工地上起得最早、睡得最晚的人。白天，他在寒风中挥汗如雨，指挥调度；晚上，他在昏暗的灯光下核对进度，规划次日工作。手指生了冻疮，裂开渗血，随便缠上胶布继续干活。胃病因为饮食不规律而加重，疼痛袭来时，他就着冰水吞两片随身带的廉价药片压下去。身体的极度劳累，某种程度上麻痹了他对远方家庭的思念和焦虑。只有深夜，万籁俱寂，听着山风呼啸掠过工棚，那种刻骨的牵挂才会汹涌袭来，让他辗转难眠。他担心母亲的疼痛是否加剧，担心苏予锦独自应对突发状况的无助，担心那每月三百元是否又准时到来，像个冰冷的嘲讽。
与家里的联系，变得极其珍贵和困难。通常每隔十天半个月，当运送补给的车上来时，他才能借司机的卫星电话，匆匆给苏予锦报个平安。通话时间以秒计，信号嘈杂，彼此的声音都断断续续。他只能反复喊着：“家里好吗？妈好吗？钱够吗？” 苏予锦的回答总是简短：“都好。够。你自己注意。” 然后通话往往就在一阵刺耳的忙音中中断。他握着失去信号的电话，站在荒凉的山脊上，望着家的方向，只看到重重叠叠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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