见鬼子来了，我开枪，打死了两个。然后被围住，脸上挨了一刀。”
他说得很简单。
但林征能想象那个画面：一个年轻的警察，在所有人都逃命的时候，选择坚守岗位，开枪反抗。
“你……不害怕吗？”林征问。
“怕。”吴刚说，“但穿上这身警服，就得对得起它。我爹是警察，我爷爷也是警察。我们家三代人，都在南京当差。不能到了我这儿，给祖宗丢脸。”
林征记下来。
写完后，他问：“你有什么话想说？”
吴刚想了想。
“就写：如果后人当警察，记住，警察的职责是保护百姓。不管什么时候，都不能跑，不能躲，不能把百姓丢给敌人。”
林征写下来。
写完后，他把账本给吴刚看。
吴刚看了，点点头：“值了。”
又一个说“值了”的。
一条命，一道疤，一个选择。
只要有人记住，就值了。
第三周：声音
账本写到了第七十三页。
林征的腿好多了，可以拄着拐杖慢慢走。他开始在安全区里走动，收集更多的故事。
他走到妇女收容所。
那里挤满了女人和孩子。有的失去了丈夫，有的失去了父母，有的失去了孩子。
她们看见林征手里的账本和铅笔，眼神很复杂——有好奇，有警惕，有期待，也有绝望。
“你在写什么？”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问。她叫周秀英，丈夫是中学老师，城破时被杀，她带着八岁的女儿躲进安全区。
“写南京的故事。”林征说，“写活着的人的故事。”
“写这些有什么用？”周秀英的语气很冷，“我丈夫死了，我爹娘死了，我兄弟也死了。写下来，他们就能活过来吗？”
“不能。”林征说，“但至少，能让后人知道，他们曾经活过。”
周秀英盯着他，盯了很久。
然后突然哭了。
不是嚎啕大哭，是无声的流泪。
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，一滴，两滴，三滴。
“我丈夫……叫陈文远。”她终于开口，“三十四岁，在南洋中学教国文。他喜欢写诗，最喜欢杜甫的‘国破山河在’。他说，只要山河还在，人就有希望。”
“十二月十二日晚上，他还在备课。我说：‘别备了，鬼子要进城了，快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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