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前两项我们这些年一直在推进。”周行长说，“包括债券市场建设、收益率曲线，以及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制度。”
“但这些方面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。”
陆泽先谈起了债券市场。
“长期资产的定价需要有可靠的收益率曲线。如果债券收益率不能充分反映市场供求、期限和信用风险，那么很多金融产品的价格就缺少合理的参考。”
“美国这次危机虽然有很多原因，但其中一个重要问题，就是大量复杂产品的风险没有得到准确的定价。”
周行长谈起中国债券市场的情况。
“我们一直在发展国债市场、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，也是希望逐步建立更完整的定价体系。不过国内的债券市场还存在一些制度上的分割，不同市场之间的联系不够充分，信用评级和信息披露也需要继续完善。”
“这些问题都需要时间解决。”
“风险识别也是一样。”陆泽说，“监管机构必须能够了解金融机构实际承担了哪些风险，而不能只看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字。”
“美国这次危机里，很多风险通过表外实体和场外衍生品转移，常规的财务披露根本不足以说明问题。”
“还有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。”周行长补充道，“一家机构出现问题，会影响哪些交易对手，交易对手又会受到多大影响。如果不了解这些关系，监管部门就很难判断风险会不会向整个金融体系扩散。”
“没错。这也是美国这次遇到的主要困难之一。”
“第三项呢？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？”
“对。我觉得这是最困难的一项。”
陆泽继续说道：
“如果一家银行或者其他大型金融机构无法继续经营，需要有一套制度处理它的资产、债务和客户关系，同时尽可能避免风险扩散。”
“例如存款保险、破产清算程序，以及针对重要金融机构的有序处置机制。”
“这些制度平时可能不太受关注，但金融体系越复杂，越需要有能力处理个别机构的失败。”
周行长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。
“存款保险和金融机构退出机制，我们一直在研究。不过大型银行与一般企业不同，涉及大量存款人和其他金融机构，一旦处置不当，很容易引起连锁反应。”
“所以不能只在法律上规定金融机构可以破产，还要有实际执行的能力。”
“是。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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