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这次就遇到了这个问题。”
陆泽重新谈起贝尔斯登。
“贝尔斯登如果得不到救助，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市场恐慌。但政府出手以后，其他金融机构又会认为自己出了问题，也可能得到类似的救助。”
“这样一来，金融机构承担风险时，就会把政府救助的可能性考虑进去，形成道德风险。”
“但政府也不能完全不考虑金融稳定。”周行长说。
“当然。而且这里还涉及政治责任。”
陆泽解释道：
“假如一家大型银行已经陷入严重困难，有人提出让它直接破产。从长期制度建设的角度看，这样做可能有利于约束其他金融机构的风险行为。”
“但在当时的情况下，谁也无法准确判断它破产以后会造成多大范围的损失。可能有其他银行受到牵连，也可能有企业因为融资中断而倒闭。”
“如果最终引发金融恐慌，那么作出决定的政府官员，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。”
“所以救与不救，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。”
“这正是美国政府现在面临的困难。”陆泽说，“它不能无限制地救助所有问题机构，但也没有足够成熟的制度，能够让大型金融机构在不引发系统性危机的情况下退出市场。”
周行长想了一会儿。
“照这么看，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，还要看监管和风险处置能力能不能跟上。”
“我是这么认为的。如果基础制度不完善，金融产品越复杂，潜在风险就越难控制。”
“但也不能等所有制度都完善以后，再开始发展金融市场。”周行长说，“很多制度本身，就是在市场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。”
“当然。金融创新和制度建设需要同时推进。”
陆泽接着说：
“我的意思是，每发展一种新的金融业务，都应该考虑它可能产生哪些风险，现有的定价机制、信息披露和处置制度，是否有能力处理这些风险。”
“如果发现现有制度存在明显不足，就需要先完善相关安排，而不能只顾着扩大业务规模。”
周行长点了点头。
两人讨论到这里，基本已经把各自的想法说清楚了。
财政部长一直在旁边听着。这会儿见周行长没有继续追问，便重新拿起汤勺，喝了口已经不太热的汤。
“陆先生，我发现你今天晚上有个特点。”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