保证朝堂活力。
民议院的职权，才是朝政运转的核心。
刘策心中笃定，普通法律创制权独归民议院，所有民生、吏治、赋税、商事、民政相关法案，只能由民议院起草提出。
国家财政大权也尽握其手，年度预算、税收增减、国库开支、军费拨款，上议院无权修改，只能选择同意或搁置。
除此之外，监督实权也归民议院，弹劾百官、质询内阁、审查政务账目、彻查贪腐弊案，皆可全权行使，更能提请启动上议院成员除名、发起宪法修订提案，牢牢握住民意监督的利刃......等。
皇帝逐渐成为国家的象征，不再掌握实际权力，仅保留礼仪性的职责。
军队国家化，不再隶属于皇帝，而是隶属于国家。
制定宪法，明确规定皇帝、议会、政府的权力和职责，实行依法治国。
到那个时候，他早就已经不在人世了。
但他留下的制度，会继续运行下去。
刘策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推开窗户。
微凉的夜风扑面而来，带着雨后泥土的清新气息。
东方的天际，已经泛起了一丝鱼肚白。
这一坐，竟坐了整整一夜。
他知道，这条路会非常艰难。
他不能搞共产主义，古代的生产力支撑不起公有制，只会导致生产积极性崩溃。
人民公社的教训就在那里——大家一起干，干多干少一个样，谁还愿意出力？
他不能搞联邦制，交通通讯落后，联邦制必然导致国家分裂。
电报都没有，你怎么管得了千里之外的州？
他不能搞直接民主，大多数人还没有参政能力，直接民主只会导致民粹主义泛滥。
苏格拉底怎么死的？被雅典公民大会投票投死的。
这就是直接民主的弊端。
他更不能急于求成。
任何改革都要循序渐进，给社会足够的适应时间。
一项改革推行后，至少要观察十年，确认没有问题了，再推行下一项改革。
欲速则不达，这是无数前人用鲜血换来的教训。
他也不能独尊儒术。
要提倡百家争鸣，鼓励科学技术的发展。
思想的僵化，是一个国家最大的悲哀。
欧洲为什么从中世纪走了出来？
因为他们有了文艺复兴、宗教改革、启蒙运动，思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