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，他把这个刚刚发生的、无可辩驳的对比，转向了身旁的奥巴马。
“我的对手，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。”
麦凯恩的语气里甚至带着一丝真诚的赞赏，“他刚才那番关于预算和赤字的话，说得非常漂亮，逻辑严密，我挑不出任何一个错误。”
“但是，在过去这三天里，当我因为说了真话，而被千夫所指的时候，他在做什么？”
麦凯恩的声音沉了下来。
“他在等待。他在观察民调。直到今天早上，英国和巴菲特都表了态之后，他才谨慎地、附加了一大堆条件地，站出来承认——‘或许，可以考虑注资’。”
“特蕾莎，你问我们，凭什么相信我们来管理你的钱。”
麦凯恩的语气无比沉重，“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账本的问题。这是一个关于勇气的问题。”
“管理这个国家的钱，管理这场危机，需要的不是一个只会在安全的时候、说着正确的话的会计师。”
“它需要的，是一个在最危险、最不确定的时刻，敢于告诉你真相、敢于替你做出艰难的决定、并且愿意为此承担一切骂名的人。”
麦凯恩最后说道：
“谁更值得信任？别听我们今晚说的这些辩论。就看这过去的三天。”
奥巴马脸上的表情，第一次出现了一丝极难察觉的凝滞。
麦凯恩没有攻击他的政策，甚至夸赞了他的聪明。
但那句“他在等待，他在观察民调”，却把他的“谨慎”重新定义成了“怯懦”。
辩论进行到下半场。
一位年轻的选民提出了一个更加宏大的问题。
“二战以来，除了军人和他们的家庭，美国的普通公众，似乎从来没有被真正要求过，为国家做出牺牲。
作为总统，你会要求每一个美国人，牺牲什么，来帮助美国走出这场经济困境，恢复我们的‘美国梦’？”
这一次，奥巴马依然先回答。
他走向那位年轻人，神态沉稳，共情拉满。
“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。首先，我要向所有军人和他们的家庭致敬，是他们，承担了这个国家最沉重的牺牲。”
奥巴马先定下了一个充满敬意的基调。
“同时，我也承认，华盛顿现在这种寅吃卯粮的债务状况，是不可持续的，我们必须有所改变。”
“但是，”
他话锋一转，展现出了他一
…。。